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尕日塘秦刻石。侯光良供圖
青海新聞網·江源新聞客戶端訊 當我們叩問黃河源頭的秦時明月，一方沉睡千年的刻石，正為理解中華文明“大一統(tǒng)”的基因與當代發(fā)展提供了嶄新的歷史注腳。
2025年9月15日，國家文物局、中國文化遺產研究院、青海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召開新聞發(fā)布會，位于青海省果洛藏族自治州瑪多縣扎陵湖北岸的一處刻石被正式認定為秦代刻石，并定名為“尕日塘秦刻石”。“矗立河源，補史之缺！”這塊古老石頭是第四次全國文物普查的重要成果，它不僅是我國目前已知唯一存于原址且海拔最高的秦代刻石，更以其獨特的歷史、文字、書法及地理意義，系統(tǒng)解碼了秦朝“書同文”這一塑造文明底色的偉大實踐。
補史之缺，
重塑民族交融的早期記憶
尕日塘秦刻石全文共37字，保存較完整的文字信息為：“皇帝/使五/大夫臣□/將方□/采樂□/陯翳以/卅七年三月/己卯車到/此翳□/前□可/□百五十/里”。這段不見于《史記》等任何傳世文獻的文字，具有極高的“補史之缺”的史料價值。
刻石記錄了秦始皇三十七年（公元前210年），五大夫翳率領方士團隊前往“昆陯”（昆侖）采藥的官方行動。復旦大學出土文獻與古文字研究中心主任、文科資深教授在文章中指出，它補充了秦始皇期盼長生久視，四處派人尋仙采藥的史實素材，同時破除了以往認為秦始皇派人尋仙采藥只是在東部沿海地區(qū)的傳統(tǒng)觀念。從尕日塘秦刻石和《里耶秦簡》綜合來看，秦始皇派人尋仙采藥是全國范圍的，并不只限于東部沿海。
同時，這也是中華民族多元一體格局形成過程的鐵證。秦帝國西疆原本止步于隴西郡，其外便是羌人活躍區(qū)域。五大夫的采藥車隊能夠深入黃河源頭，很可能得到了沿途眾多羌人部落的協(xié)助與支持。這生動反映了秦王朝與西部羌人部族的深度互動，將中原與青藏高原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歷史大幅前推，為唐蕃古道等高原交通網絡的形成奠定了早期的歷史基礎。
“書同文”，文化大一統(tǒng)的邊疆回響
在書法藝術層面，尕日塘秦刻石是秦朝“書同文”政策超越政治管轄邊界、產生廣泛文化輻射力的最佳范例。
刻石上的37個字，文字風格統(tǒng)一，屬典型的秦篆（秦小篆）。專家通過高精度信息增強與微距攝影技術分析發(fā)現(xiàn)，其刻制采用了秦漢時期典型的“平口刀法”，斜方直接入石，具有顯著的“因形布字”特點（即根據(jù)巖石天然的形狀來布局文字）。書法氣息高古，字體圓中寓方，章法規(guī)整中見參差，甚至隱隱展現(xiàn)出隸變的開端。
刻石不僅是歷史的見證，更是語言文字演變的活化石。尕日塘秦刻石的用詞造句，高度符合秦代統(tǒng)一后的語言習慣與官方規(guī)范。
例如，刻石開篇使用“皇帝”二字，而非“王”或“帝”，嚴格遵循了秦統(tǒng)一六國后更改的名號制度；文中表示“抵達”時使用了“到”字而非古文中更常見的“至”字，這與大量出土秦簡牘中“到”字使用頻率遠高于“至”字的規(guī)律完美契合；而“昆陯”的“陯”字使用了極為罕見的軟耳偏旁（阜部），這與《里耶秦簡》中的寫法如出一轍。使用介詞“以”來引介時間（“以卅七年三月己卯”），也是典型的秦簡行文特征。
尕日塘秦刻石的存在表明，標準化的秦篆不僅通行于中原郡縣，更隨著國家使團的腳步，被深深刻印在了遙遠的雪域高原。這不僅僅是文字的記錄，更是文化認同與大一統(tǒng)國家意志的宣示。
矗立河源，實證早期中國的疆域視野
“河出昆侖”是深植于中國古人記憶中的古老地理觀與神話信仰。在尕日塘秦刻石被確認之前，學術界對于秦朝人的地理認知與活動范圍，往往局限于史籍所載的“西至臨洮、羌中”。然而，尕日塘秦刻石的發(fā)現(xiàn)，徹底突破了傳統(tǒng)文獻對西部地理的模糊描述。
2020年7月5日青海師范大學科考隊成員在現(xiàn)場觀察石刻。侯光良供圖
這處刻石位于青藏高原腹地的扎陵湖北岸。經科學測算與歷史地理學印證，秦代使團從“秦都”咸陽出發(fā)，歷經千余里跋涉，克服了高寒缺氧的極端自然環(huán)境抵達此地�？淌忻鞔_記錄了“車到此”的信息，這證明了早在秦代，中原先民的探索足跡就已經深入到了青藏高原腹地的黃河源頭區(qū)域。
它不僅證實了中原王朝對于黃河源區(qū)、昆侖山所在方位有著較為清晰的認知，更表明新生的大一統(tǒng)國家已經將影響力擴展到了青藏高原，是中華民族探尋地理極限與國家疆域認知的偉大實證。
站在今天回望，我們透過尕日塘秦刻石叩問黃河源頭的秦時明月，用“石語千年”生動詮釋了中華文明大一統(tǒng)的歷史進程。它所承載的昆侖精神與文化認同，正與當代中國“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的時代主題形成深刻呼應。保護與解讀好這方刻石，就是守護中華民族生生不息的精神根脈。
（來源：青海日報）